孙水利一帮一结对子的帮扶对象韩丽已经是足疗店里月薪最高的员工了，她还经常出去为新学员讲课

　　春节前夕，全社会方方面面都在向贫困群体伸出温暖之手。但是，我们的身边仍然还有一部分人因为种种原因为自己窘迫的生活而伤神。他们将怎样过节？元旦过后，本报记者来到陕西咸阳，跟随着当地一名基层困难职工援助中心的工会干部，走访了一批困难家庭。本版现选登记者在走访中的部分笔记。我们想，透过这位基层干部的走访和这组影像与文字，或许，更能知道我们还应该为这个群体做些什么……

　　1月8日：一个账本和1356名困难职工

　　孙水利，咸阳市困难职工援助中心主任，一位在工会系统工作了十年的基层干部。

　　在他的抽屉里，有一个厚厚的账本，这上面记录着1356位困难职工的资料，包括身份证号、联系电话。这只是他们2007年元旦前所慰问的困难职工名册，慰问时给他们每人200元现金、外加价值150元的米面油。“和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体比起来，我们救助的只是一部分。”孙主任一声感叹。

　　三年多时间，咸阳市总工会为600多名上中学的困难职工子女发放了“学杂费减免卡”，为1200多名困难职工子女上大学进行了救助，培训了下岗失业人员近万人，向市外劳务输出2100人次。通过这些活动，使全市1.5万名困难职工得到了帮扶救助。

　　走访途中，孙水利经过咸阳足疗保健中心，这个由咸阳市总工会建立的再就业基地，已经安排了上百名下岗职工以及农民工。李妙盈就是其中一位，她是咸阳永寿县的农民，在足疗中心下乡做宣传时了解到她家庭的困难，一家五口人，两个孩子上中学，一个在外地打工，丈夫因为有病，只能在家从事简单的劳动，足疗中心把她带到了咸阳这个足疗店，让她打扫卫生，管吃住，这样每月能有500块钱的收入，一年多时间，她已经给家里寄去了3000元。

　　足疗中心的崔经理介绍，在这里还有一名员工韩丽，她是当地化纤厂的下岗职工，也是孙水利一帮一结对子的帮扶对象，从足疗店一开业就来了，现在已经是这里的骨干，还承担着教学任务，她也是这里工资最高的，每月能有1300多块钱的收入。

孙水利遇到在户外晒太阳的康雪芹，和她的工友一起把她搀回家

　　1月9日：一个厂里的两个肿瘤家庭

　　张梅的最近六年是全部围着女儿过的，自从孩子六岁时发现得了骨母细胞瘤，她们的生活范围基本上都在医院。现在她临时住在姐姐家，同住的还有自己的母亲，因为屋子里的床太高，女儿张郴住在客厅一个钢丝床上，手术后每个月维持还得近500元，长期的操劳拖垮了张梅，她现在经常尿血。在这紧要关头，她的丈夫弃她而去，这让她的精神支柱几乎崩溃，她不知道前途会怎么样，只知道一定要把女儿的病治好。12岁的女儿已经相当懂事，在妈妈的教育下，开始自学小学课程。当孙水利问她想爸爸吗，她轻声说，“想”———之后，泪水已在眼眶内打转。

　　和张梅在一个工厂的康雪芹也是一位肿瘤患者。当我们走进康雪芹的家时，她正在和邻居大妈聊天，不一会，她的双胞胎小儿子进来了，问她妈妈要三块钱说去洗澡，康雪芹掏遍所有口袋，都是一两毛的零钱，总共才一块多，她坐在特制的“轮椅”上，让儿子打开床底下的一个盒子，从一个绑得严实的袋子里拿上十块钱。

　　从第一次得病至今十年的康雪芹已经学会了“逆来顺受”。她是这次走访的困难家庭中最乐观的一个。她得的是腰椎脊缩瘤，曾经做过三次手术，当2002年做完最后一次手术时，她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站立了，稍微用劲都会带来钻心的痛。“当时我觉得天要塌了，我要是不能动了，那我两个孩子怎么办啊？”让她重新树立生活信心的是邻居和工友的帮助。“她们几乎每天都来，给我买菜做饭、陪我聊天，甚至为我端尿盆，太让我愧疚了，不知道这一生该如何报答她们。”说起工会的帮助，康雪芹非常感慨，她说，“从2003年开始，工会每年都要来慰问。现在都不好意思被救助了，多我一个就意味着给其他人的救助少了一个。”

杨宏立和妻子张梅的身体都不好，为了生计，他们给人带孩子，这样一个月能有400块钱的收入，这已经是他们六年来照顾的第六个孩子

　　1月10日：“只有把欠债还清才对得起我那兄弟姐妹”

　　谈起困难职工的生活，咸阳市印染厂厂长林峰亭唏嘘不已，说是个厂长，现在他手下的职工还不到50人，这与上世纪80年代年赢利300多万、在职工人近千人的规模有着天壤之别。“我们是1964年建的老厂，1990年开始亏损，截至2004年已经负债1.0421亿元，当时工人全部下岗，85%的人领着低保，去年才涨到每月180元，还有50人在上班，每月只有500元，内退的50人每月只能领到230元。现在我只能靠出租厂房度日，即使这样每月还有10万元的缺口。”现在林峰亭这个“光杆厂长”准备改制，“只有改制还清他们的欠债才能对得起那些兄弟姐妹。”

　　黄振喜是咸阳市印染厂的职工，因为得了肠穿孔和肠梗阻，他1991年就已经不上班了，今年43岁的他只能靠76岁老父亲每月640元的退休金生活，在他最艰难的时候，妻子也离开了他，现在他一有空就到现在老婆的理发店去帮忙，以此供两个上中学的孩子上学。谈起这些，这个堂堂男儿也忍不住要落泪。

　　和黄振喜同病相怜的还有陕西省第二毛纺织厂的岳代耕。1998年夫妻两人双双下岗，没多久他的妻子被查出得了肝硬化，现在已是晚期，这几年光医药费就花了十几万元，还好，通过医保报销了一多半，因为年届50岁，他很难在社会上找到工作，只能是干些零活补贴家用。采访的时候，夕阳透过窗户射进来一缕阳光，现在社会对他的关爱和救济是他维持生计的基本保障。

　　和岳代耕同处一家属院的杨宏立同样没有逃脱病魔的侵袭，因为脑溢血和中风造成了他偏瘫，53岁就丧失了劳动能力，妻子张梅的心脏又不好，前几年为了看病，花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并债台高筑，为此还耽搁了儿子的学业，这是他们老两口最难过的事情。由于杨宏立的两个兄弟有残疾，家里74岁的老母亲还得由他们照顾。张梅为了生活，从2000年开始就给人带孩子，一年带一个，至今已经带了六个孩子，因为带的都是1岁多的小孩，经常是夫妻两口一起哄，经常每天要哄十几个小时，不一会，张梅就得坐着喘口气。“和前些年比，现在的生活好多了。”杨宏立看着老婆说。

孙水利查看困难职工救助花名册，他们要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能确实落到困难职工手中

　　1月11日：“我们应尽可能给他们以生活的信心和实实在在的帮助”

　　如今的咸阳和许多城市一样，非公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到处都能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但是，在这个现代化的城市背后还有成千上万的困难群体。

　　据了解，咸阳原有的上百家市属企业，仅有几家赢利，绝大部分属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而去年下划的29家省属企业大部分的状况都不好，因此下岗职工比较集中，数目也较大。

　　“在他们当中，往往得大病成为他们生活贫困的最主要原因，再就是一家人都在一个企业，厂子倒闭后，往往是一个家庭的失业。由于效益不好，造成工人技能的单一，失业后很难再就业，这是他们贫困的重要原因。”

　　孙水利说，他从来没有在困难职工面前流过泪。“哭有什么作用，只能让咱职工更伤心，我们应尽可能给他们以生活的信心和实实在在的帮助。”